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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變革讓我們收獲了至簡至深的真理——

改革開放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發布時間:2018-12-17  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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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改革開放不僅改變了中國的面貌,而且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中華民族的未來開辟了光明前景。

  回顧40年的歷程,中國道路是怎樣走出來的?在開辟中國道路的過程中,哪些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深入解析,涉及很多內容。限于篇幅,本文梳理幾個比較突出的方面。

  ■問題導向

  改革開放是時代大勢、人民意愿、中國需要、歷史經驗等各方面因素共同推動的。最直接的,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而產生的,是由一大堆難題逼出來的。用現在的語言,就是問題導向。

  “文革”結束后,一系列冤假錯案浮出水面。大批老干部要求平反。其他遭受冤屈的人們也紛紛寫信、上訪、找人,請求落實政策。對此,一個勇于修正錯誤的黨,怎能不理不睬?

  從人民生活來說,廣大老百姓希望盡快發展經濟,解決溫飽問題,改變長期缺吃少穿的局面。對此,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怎能無動于衷?

  大亂之后的國家,迫切需要大治,但是無論國家機關還是企業事業單位,處處有禁錮,效率都很低。很多領導干部對此十分不滿。

  要解決諸如此類的問題,就必須大刀闊斧調整政策,就必須抓緊時間發展經濟、發揚民主、建設法制。而所有這些問題,都涉及到體制機制問題。因此,百廢待興,百業待興,歸結到一點,就是要進行改革開放。

  面對這些問題,恰恰是有幾十年革命生涯的老一輩革命家,深諳當時體制的弊端,首先提出了改革開放的要求。也正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毅然拋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錯誤方針,決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并作出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從而實現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正是現實面臨的問題逼出了改革開放的決策,也逼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改革舉措。

  “文革”結束后,上千萬知識青年回城,光靠國營、集體企業不可能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為了解決這樣一大批人的就業、吃飯問題,除了調整和放寬政策,別無他法。

  于是,1979年,國務院批轉全國工商局長會議的報告,允許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等個體手工勞動,以解決一部分人的就業問題。

  1980年6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勞動就業工作會議,并下發《關于轉發全國勞動就業會議文件的通知》,提出要改革勞動就業制度,摒棄“統包統配”方式,實際上把發展個體經濟作為解決就業問題的一條重要渠道提了出來。

  1982年,全國人大五屆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一條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じ鎏寰玫暮戲ǖ娜ɡ屠?。這一規定意味著正式承認了個體經濟的合法地位,從而使個體經濟得到高速發展。

  個體經濟、私營經濟怎樣來的?說到底,首先是為了解決活命問題、生存問題而來的。這是一條最簡單的邏輯。改革開放的一條主線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道路的一個重大特色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實踐層面來說,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是這樣在解決現實問題的過程中發展而來的。

  改革開放需要回答和解決許多問題,而最大的問題,就是“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最基本的問題。改革開放,正是在回答這個問題的過程中不斷前進的。中國道路,也正是在回答這個最基本問題中開拓出來的。

  改革開放的歷史必然性,首先在于,它是現實提出的必要要求,是現實問題倒逼的結果。面向未來,要破解新的各種難題,除了深化改革開放,別無他途。

  ■人民意愿

  改革是為了人民,人民是改革的主體。改革開放的道理千頭萬緒,歸結到一點,其實就是尊崇人民意愿:人民想吃飯,就讓人民吃飯;人民想種地,就讓人民種地;人民想進城,就讓人民進城;人民想做買賣,就讓人民做買賣。

  改革開放、中國道路,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回歸常識,最重要的,就是尊崇人民意愿。

  為了生存,不少地方的農民在改革開放前,特別是經濟困難時期,曾經嘗試過“包產到戶”“包干到戶”,但很快就被當作“資本主義”而受到嚴厲批判。改革開放之初,同樣是為了活命、生存,安徽、四川等地的農民又開始了冒險嘗試。

  小崗村18戶農民的“生死狀”上寫的是:“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后能干,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干部作(坐)牢殺頭也干(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十八歲?!?/p>

  為什么農民想自己種地救自己的命,居然還要冒坐牢殺頭的危險呢?這種與人民意愿相悖的政策,難道不值得反思嗎?

  因此,當安徽的大包干出現后,萬里主政的安徽省委沒有像過去那樣馬上禁止,也沒有匆忙作出結論,而是先派人去實地調查。這使農民的大包干做法受到?;?,也鼓勵了廣大農民改變生產管理方式的嘗試。

  實踐顯示了成效。黨中央尊重群眾愿望,積極支持試驗,幾年工夫在全國推開。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統分結合、雙層經營,解決了我國社會主義農村體制的重大問題。幾億農民獲得土地經營自主權,加上基本取消農產品的統購派購,放開大部分農產品價格,從而使農業生產擺脫長期停滯的困境,廣大城鄉人民得到顯著實惠,帶動了整個改革和建設事業。

  隨著農村改革的發展,億萬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他們希望尋求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發展。于是,憑借一技之長,他們跨縣出省,大量走向沿海地區和大中城市,從事修鞋、彈棉花、做服裝、配眼鏡等工作,后來發展到自己開商店、辦公司、做產業、搞金融等。浙江農民形成號稱“二百萬”的“浙軍”,接著又有“川軍”出川,“湘軍”離湘,形成獨具特色的中國“民工潮”。到春節,農民工大批回鄉過節,又形成世界無雙的返鄉過節大軍。

  農民工的出現,是人民自愿選擇的結果。實踐證明了農民工的巨大貢獻,黨和國家充分肯定了農民工的貢獻,充分肯定了廣大農民及至廣大人民自由選擇工作、自由流動和遷徙的權利。

  40年來,改革開放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每一個新生事物的產生和發展,每一個領域和環節經驗的創造和積累,無不是充分尊重人民意愿的結果,無不來自億萬人民的智慧和實踐。只有尊崇人民意愿,改革開放才能順利推進,中國道路才能開辟和發展,黨的執政地位才能得到鞏固。人民意愿和黨的領導的統一,成為中國道路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解放思想

  人民意愿是常識,但常識不一定都能得到認可和實現。因為長期以來,很多基本的常識被非常識的所謂大道理遮蔽和禁錮了。所以,要改革開放、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來,不可缺少的一個條件,就是解放思想。

  “文革”結束后,黨面臨著思想、政治、組織等各個領域全面撥亂反正的任務。但是這一進程受到“兩個凡是”錯誤方針的嚴重阻礙。

  如果按照“兩個凡是”,高考就不能恢復,學校就不能正常辦學,知識分子就仍然是“臭老九”,人民就還要靠各種票證過日子,農民和他們的孩子只能永遠當農民,“文革”就還要再搞多次……如此下去,中國還有救嗎?

  所以,不解放思想,就沒有改革開放;不改革開放,中國就只能死路一條。黨中央一再講,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道理就在這里。

  在撥亂反正過程中,解放思想的問題首先被提了出來。

  1977年10月,800多名高中級干部和理論骨干走進中央黨校,集中討論“文革”以來黨的歷史。討論中遇到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究竟以什么為標準來認識和判定歷史是非?是按領袖批示為標準,還是以實踐成效為標準?

  在胡耀邦的組織和指導下,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5月11日,又以“本報特約評論員”名義在《光明日報》頭版發表。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由此展開。

  隨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全會公報根據鄧小平講話精神強調:“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p>

  1980年2月,鄧小平明確概括了黨的思想路線的內容。1982年9月,十二大將思想路線寫進了黨章,指出: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黨的思想路線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

  撥亂反正需要解放思想,改革開放也需要解放思想。

  1984年,福建一批廠長經理給省委書記寫信,呼吁為國營企業“松綁”,成為改革開放的一個標志性事件。中國的改革開放,在某種意義上,其實就是“松綁”。松什么綁?“松”傳統的高度集中體制之“綁”,“松”傳統的各種僵化觀念之“綁”。

  時隔30年,到2014年,福建30位企業家又致信習近平總書記,以《敢于擔當勇于作為》為題提出建言倡議。習近平總書記回信,特別提到當年“松綁”的呼吁,表示“對此印象猶深”。

  所以,在改革開放進程中,黨和國家一再強調,要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40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道路的開拓和前進,實際上就是把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從舊的體制和觀念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過程,也就是“松綁”“搞活”的過程。

  當然,所謂“松綁”,不是要松憲法法律、黨章黨規之綁。這也是不言而喻的。

  40年來,正是不斷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才有了撥亂反正的成就,才有了改革開放的推進,才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辟,才有了國家綜合國力的增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才有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作者:李忠杰     責任編輯:劉曉斯